​​齐奥塞斯库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

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时，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

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

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

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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